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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称，此次转让主要是为了加快存量资产清理、增强公司流动性。在拟转让物业公司之前，嘉凯城已经在2018年出售了杭州嘉凯城滨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名城博园置业有限公司等5个公司，这些公司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均为负值。2018年报显示，出售这些公司是为了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第二主业，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储备。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写了一段很到位的话，允许非公资本平等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实施还没有到位，2006年政府权威部门宣布，国有企业在七大行业中保持“绝对控制”、九大产业“保持较强控制”。紧接着2008年左右，国有资产法出台。这样，民企的直接感受就是“非公经济36条”是一道玻璃门、旋转门，看得见但进不去。此前民企进入民航、煤炭等领域的又一个个被挤出来了。2010年，为拉动经济，国务院再次发布非公经济“新36条”，释放出支持民企的信号。十年之内政策摇摆，进退之争此起彼伏。

国企民企“进退之争”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各类市场主体是不是具有平等的竞争地位、能不能公平地开展竞争。人为地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和由哪种所有制保持“控制地位”，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平、效率原则是有冲突的。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在各个产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高一点、低一点是动态的，无需特别关注。不能将那些人为规定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1963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100美元，到2005年却超过16，000美元，增长高达160倍。截至2005年韩国的资讯科技产业多年来一直执业界之牛耳，除高速互联网服务闻名世界外，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等平面显示装置和移动电话都在世界市场中具领导地位……

作为改革的成果，“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在重要政策文件不断重复出现。有关所有制的理论政策就定格在这里了。进入新世纪，2003年国资委成立，把目标集中在做大做强国企。但此时，民营经济原有的空间和领域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施展，要求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从此，国企要求“做大做强”，民企要求扩大自己的业务领域，于是开始了“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

而主创始人出自建行、较早获批网络小贷牌照、又较早从现金贷业务激流勇退启动转型的飞贷，一开始就是信贷强关联业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外输出自设系统更加水到渠成。“我们最具代表性的优势，是在风控体系里探索出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中兴飞贷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孟庆丰告诉记者，飞贷的个人信用评分卡分为大数据和金融信用两个数据篮子：前者由多头借贷、社交网络联系、电商消费行为、银行卡交易信息、手机通讯行为构成；后者由公民基本信息、公共记录数据、征信报告查询、个人贷款明细、房贷明细、信用卡明细构成。